⑧思巴传,藏民族宗教文化思想商讨

八思巴为萨迦寺主持和萨迦派教主,忽必烈以八思巴为上师,蒙元时期 藏民族 宗教文化心理

100.八思巴

100.八思巴

八思巴(公元1235或1239~1280年),藏传佛教喇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元朝第一代帝师。本名罗古罗思监藏,吐蕃萨斯迦(今西藏萨迦)人。八思巴意为“圣者”,是尊称。1251年,八思巴为萨迦寺主持和萨迦派教主,成为萨迦派第五祖。1253年,在六盘山谒见忽必烈,备受崇敬。1258年,八思巴在忽必烈面前与道教首领辩论,驳倒了对方。1260年忽必烈即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让他统领天下释教。1269年,八思巴创制成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的蒙古新字(后称为八思巴文字),忽必烈下诏颁行,升其号为帝师、大宝法王。八思巴在任国师或帝师期间,进一步巩固了西藏地区和中央的关系,带动了汉藏、蒙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为元朝的稳定发展以及各民族间的团结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八思巴,又译作帕克思巴、八合思巴、拔思发等,本名罗追坚赞。藏族政治家、佛学大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5代祖师,元代著名帝师。
少年教主天生异禀
八思巴于藏历第四饶迥阴木羊年三月六日生于后藏昂仁的鲁孔地方,他因此而有一个小名叫类吉。关于他的出生有着各种离奇的传说。
他的家世与佛教有着很深的渊源。传说当八思巴的父亲桑察索南坚赞修炼一种名叫毗那夜迦的佛法时,忽然毗那夜迦神来到他的近前,用象鼻把他托起,送到了须弥山山顶,让他向远方眺望。当时桑察惊魂未定,那来得及往远处看,只看见了卫、藏、康三区等吐蕃地面,毗那夜迦神惋惜道:“本来你所看见的地方将归你统治,因你未快看,故你没有统治的缘份了,卫、藏、康三处将归你的子孙后裔统治。”当时,桑察因为自己年已半百尚未生子,心中颇为焦虑,所以急急忙忙地向毗那夜迦神祝祷,祈愿自己早日得子。后来,毗那夜迦神在萨顿日巴面前显灵,对他说:“桑察一再向我祈求,愿能统治卫、藏、康三处地面,他本人无此等缘份,只有他的儿子当是住世的菩萨,发愿教化南赡部洲之大部,你应前往他家,转生为桑察之子,治理卫、藏、康三处吐蕃地面之大部,请你按我的愿望转生吧!”
八思巴出生后表现出天生的异禀,对读写等知识即使稍学也很精通。并经常说自己是萨顿日巴转世。起初很多人不相信此事,以为只是小孩子乱说话。后来为了验证此事,萨顿日巴的两位弟子前来查看,当时八思巴正与小孩们做游戏,回头发现他们二人后就招呼他们,并说出他们的名字,一下子他们对八思生敬仰,崇拜得五体投地。此后不久,当萨迦班智达领八思巴到吉隆地方的帕瓦底寺时,僧人们前来会见,八思巴对其中的一位老僧说:“你是我的侍从扎西顿珠!”那位老僧马上知道八思巴就是自己主人的转生,虔诚地抱住八思巴的脚,禁不住老泪纵横。世人从此以后更加坚信八思巴的话是真的。
八思巴自幼聪明绝顶,在元代史料上也确实有这方面的记载:说八思巴在大约三岁的时候,就能记诵莲花修法等,众人惊叹他果然真的是一位圣者转世。从此以后他的名声远扬,故世人称其名为八思巴。他八岁时能记诵佛本生经。九岁时,当萨迦班智达举行预备法会时,八思巴因为能在法会上说法,使在场的所有人都大惊失色。本来当时在场的许多的学者对他的种种传言抱着一种怀疑和不屑的态度,很多人想一个小孩子对精深的佛教理论会有什么独到的理解呢?听完八思巴的说法之后,众多的学者一下子抛弃了傲慢之心并虚心听他说法。
抛开众多的传说,现实中八思巴对佛教的早慧与其家族的影响是截然分不开的。他的伯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藏族历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也是藏族文化史上的一位著名学者。他生于藏历第三饶迥的阳水虎年二月二十六日,自幼从伯父扎巴坚赞受沙弥戒,学习梵文以及佛教各种知识,27岁时在夏鲁的娘麦坚贡寺跟从喀且班钦·释迦室利受比丘戒,成为萨迦派教主中第一个正式出家为僧的比丘。在他青年时代云游藏族各地,遍访各地名刹高僧,曾经多次参加讲经和辩论的法会。由于他学问高深,所以人们尊称他为精通一切的“班智达”,是当时闻名于全西藏的有名的有学问的高僧。相传当时有一批以绰切噶瓦为首的印度人,信奉大梵天,反对佛教,专程到西藏的吉隆来找贡噶坚赞辩论。结果贡噶坚赞机智地驳倒了他们,让他们心服口服,最终使他们皈依了佛教,信奉萨迦派,并在贡噶坚赞身前削发出家,当了僧人。传说他们出家剃掉的头发一直保留在萨迦寺的钟楼上。传说在西藏,也有一个名叫涅秀坚白多吉的佛教大师对萨迦班智达不服气,派遣他的九大弟子中最有学问的伍由巴日贝僧格前去同萨迦班智达进行辩论,经过几天激烈的辩驳,伍由巴日贝僧格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失败,由此对萨迦班智达十分信仰,甘心长期服侍其左右,最终成为萨迦班智达的一名主要弟子。
公元1251年11月14日,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幻化寺圆寂。在他临终前特意把八思巴叫到自己身边,并且嘱咐八思巴:“汝利益教法圣业及无数众生之时已至(意为:你发扬光大我们的宗教事业,造福众生的时候到了),当谨记先前对我所发之誓愿!”就这样,年仅17岁的八思巴就成为萨迦派的新教主。开始了一代宗师的新的传奇历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是家族的传授,基因的传承,周围的环境,天生的聪明造就了青年八思巴早早登临教主之位,并进一步弘扬佛法。
会见世祖成为国师
八思巴所处的年代,是蒙古族统一华夏的时代,统一的王朝不仅要用武力统一她的人民,更需要从精神上统一她的子民,历史选择了八思巴这位精神领袖。
八思巴最早接触蒙古的机缘是他伯父带来的。公元1229年,按照生前的安排,他的第三子即蒙古大汗位。窝阔台将原来的部分地区赐给他的第二子阔端作封地,阔端受命统治西夏故地后,对西藏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了巩固蒙古在西夏故地的统治,保障蒙古军队进攻南宋时侧翼的安全,阔端决心将西藏统一到他的治理之下。公元1240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率军进入西藏,并设立了个别驿站,只有噶当派的少数寺院对蒙古军作过抵抗,立即遭到惨重的失败,蒙古军控制了西藏各主要地区。西藏各个分立的教派和地方势力看到在军事上无法与蒙古军对抗,不得不表示对蒙古军屈服。阔端想用与西藏佛教领袖联络的办法在西藏站稳脚跟,西藏各教派的领袖也想把佛教传布到蒙古王室中,争取蒙古统治者对自己教派的支持。但是当阔端要迎请一位西藏佛教的领袖到他的宫廷中传教时,各教派的领袖们大多都畏缩不前,对蒙古军敬而远之,不愿奉召。止贡派的京俄扎巴迥乃向蒙古军推荐了萨迦班智达,并且鼓动萨迦班智达前往。蒙古军的将领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到萨迦派是后藏地区最重要的教派,萨迦班智达是很有声望的大学者,因此阔端向萨迦班智达发出了邀请,并暗示如不接受将以武力逼迫,在这种情况下萨迦班智达携带八思巴于公元1244年前往凉州,两年后到达,萨迦班智达作为西藏各教派的政治代表,他与阔端会见后首先商谈的是在西藏各地方势力分据一方的情况下如何真正实现西藏归附于蒙古汗国。萨迦班智达与阔端议定了和解纳贡、维持原来地方首领职权的条件,然后以佛教首领的名义将这些条件转达给西藏各个僧俗领袖,规劝他们接受。萨迦班智达从凉州向在西藏的各派领袖和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指出为了藏族的长远利益,应当放弃武力抵抗的打算,按照条件各族和好,承认蒙古族统治。在这一过程中,阔端认可了萨迦派在西藏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先地位,兑现了邀请萨迦班智达时作出的让他管理西藏僧众的诺言。经过萨迦班智达的努力,西藏归入蒙古汗国的过程,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西藏地方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保障,藏族的社会经济也由此而得到持续的发展,同时也为元朝在西藏的施政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符合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萨迦班智达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萨迦班智达将自己的晚年献给祖国的统一事业,顺应了当时全国历史发展的总潮流,是一位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培育了一位更伟大的人物——八思巴。在凉州这段日子理,八思巴继续跟从萨迦班智达学习吐公元1260年12月,在初步战胜阿里不哥之后返回中都,立即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令其统领佛教蕃教法即西藏佛教,还学习蒙古语言。由于萨迦班智达的精心教诲,加上八思巴的勤奋和聪明颖悟,他的学业进步很快,到17岁时八思巴已学完萨迦班智达所有的教法,掌握了担任萨迦派教主必须具备的知识。同时他从这一时期开始命笔作文,《萨迦五祖全集》中八思巴署有日期的著作,最早一篇是公元1250年在凉州写的《怙主赞颂》。除了学习西藏佛教和藏族文化,八思巴在阔端的宫廷还接触到各族各界人士,接触到蒙古族、汉族、维吾尔族的历史和文化,积累了不少政治经验,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公元1251年6月蒙哥汗即位之后,立即让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方面的军事,领治蒙古以及汉地民户,黄河流域、西夏故地以至吐蕃地区等也都尽属忽必烈统辖。公元1252年7月,蒙哥汗命忽必烈远征大理,以控南宋后背。当时南宋还控制着四川,蒙古军只能穿过甘青、川西藏族地区直捣大理,在此情况下藏族地区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公元1253年夏天,忽必烈率大军抵达六盘山、临洮,大约因为即将进入藏族地区,忽必烈派人就近到凉州召请八思巴到军营,以备咨询。两位伟大历史人物的会面掀开了一页新的历史。
但两人开始的会见并不很顺利。八思巴到忽必烈营帐后,忽必烈首先询问的是有关藏族历史、宗教方面的问题,接着就命八思巴派人去藏族地区摊派兵差,征集财物,这显然是为进军作准备。八思巴深知藏族地区人烟稀少,财力有限,不能供应蒙古大军所需,于是一再向忽必烈陈述:“吐蕃不过是边远小地方,地狭民贫,请不要摊派兵差。”忽必烈拒绝了八思巴的请求,八思巴心中不悦,对忽必烈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在此住坐,请放回家乡。”忽必烈说:“那么,可以前去。”在忽必烈与八思巴行将分手之时,忽必烈的妃子察必出来圆场,说八思巴比忽必烈身边的蔡巴噶举派的老僧们在知识功德方面要超出几倍,应将八思巴留下继续问法论道。忽必烈汗王说:“你为何如此倨傲,你的祖先有何功业?”八思巴对此答道:“我并没有什么威势,但我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印度、门地、吐蕃帝王供奉为上师,故威望甚高。”汗王说:“吐蕃地方何时有王,何人尊奉拥戴?这与佛书所说不合,必是虚妄。”八思巴以吐蕃之王曾与汉地交战,吐蕃获胜,收服南赡部洲三分之二,此后汉地与吐蕃联姻,迎来公主与本尊神像的经过情形回答,并说:“此事实有,佛书虽不载,但有史书记载,请查阅即知。”翻检汉地先前的史籍,见上面的记载一如八思巴所言,汗王心喜。其后,八思巴又说:“此外,早先千万年前,南赡部洲曾降七日血雨。”查看汉地史籍,也有记载,汗王更加生起做信。八思巴又说:“我的父祖之时,西夏之王曾献一锦缎伞盖,可将公鹿从角尖整个罩住。”汗王派人到萨迦去察看,回报真有此物,汗王父子俱生信仰。看来,八思巴此时已揣摸到忽必烈要行军通过藏族地区,需要仰仗藏传佛教领袖帮助的心理,他利用在凉州时学到的历史知识,包括对汉文史籍唐书《吐蕃传》的了解,以及吐蕃、西夏王朝尊信西藏佛教的历史传统来影响忽必烈,使忽必烈从利用西藏佛教转变到崇拜西藏佛教。八思巴巧妙的宗教宣传,很快就对“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一家产生了作用,使他们认识到要得到佛教徒的拥护,还需要仿照历史上崇佛的帝王的先例,与八思巴建立更进一层的关系。
虽然与忽必烈的开始并不顺利,但八思巴凭借他渊博的学识,机智的问答,不卑不亢的态度打动了忽必烈。在这其中一个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她就是忽必烈的王妃察必。后来王妃察必向八思巴请求传授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并将出嫁时父母陪送的耳环上的一粒大珍珠献给八思巴,据说这一粒珍珠值黄金一大锭、白银千锭。“灌顶”,本是印度古代的一种仪式,国王即位时取四大海之水灌于头顶而表示祝福,后来佛教密宗也采用这种仪式。汉地佛教在也有密宗传承,僧人金刚智在开元年间曾在慈恩寺、荐福寺建大曼荼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因而死后谥为“灌顶国师”。西藏佛教在吐蕃时期密宗就很兴盛,后弘期各派也极为重视密宗,所以各种灌顶的传授都很兴盛。八思巴给王妃察必传授结缘灌顶,也即是通过传授灌顶使察必有权以喜金刚为本尊神进行修习、念诵秘咒、观想等活动。喜金刚又称吉祥饮血金刚、戏乐金刚,是萨迦派最为注重的密宗本尊神之一,传授喜金刚灌顶又使八思巴成为王妃察必在佛教上的老师,成为师徒关系。而后,八思巴于19岁的阴水牛年(癸丑,公元1253年)新年时在军中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正式成为当年已38岁的忽必烈的宗教上的老师。忽必烈当时只是一个宗王的身份,但是他已封八思巴为国师,并赐羊脂玉印,还奉献黄金及珍珠镶嵌的袈裟、僧衣、金座、伞盖等作为灌顶的供养,足见忽必烈对于他与八思巴的宗教关系的重视。
1253年忽必烈从八思巴接受密宗灌顶一事,对后来元朝的宗教政策和对藏族地区的政策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忽必烈以八思巴为上师,对八思巴执弟子之礼,可以说是后来元朝以西藏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滥觞。而王妃察必所提出的处理皇权与教权关系的原则,后来也都一一付诸实行。
八思巴与忽必烈的会见后,关系日益密切,他们的关系的增进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八思巴年轻聪明,勤恳好学,谦逊平和,学识渊博,是忽必烈喜爱他的重要原因,另外,八思巴善于传教,不拘泥于佛教经典中的条文,巧妙地将忽必烈一家与佛教连在一起,以佛教的形式道出忽必烈内心的愿望,也是忽必烈很快就将他奉为精神上的导师的决定因素。
公元1260年3月,忽必烈宣布即蒙古大汗位,建年号为“中统”。公元1260年12月,忽必烈在初步战胜阿里不哥之后返回中都,立即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令其统领佛教。八思巴终于成为全国的佛教领袖。八思巴从1253年投奔忽必烈以后的8年间,始终未离开忽必烈,其身份是忽必烈一家宗教上的导师,类似于幕府中的幕僚,至此才有了正式的名义。
八思巴之所以被尊奉为国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蒙古皇室需要一种宗教信仰,需要一位宗教领袖作自己的精神支柱,萨迦派和八思巴本人与蒙古皇室长时期的密切交往是重要的基础,八思巴本人的学识、才干、品德、机遇是重要的条件。作为国师,八思巴首要的任务是为皇帝、后妃、宗王、皇子们传法授戒,传授灌顶。在他的影响下,忽必烈宫廷的生活逐渐充盈佛教的内容。另外,八思巴组织僧众为皇家举行法会,作为国师,八思巴在这一时期的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向忽必烈举荐佛教方面的人才,其中有一些人是先依八思巴学佛,然后被推荐到朝廷任职的。著名的如藏族人胆巴,朵甘思丹麻人,幼年时依止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被派往西印度参礼高僧古达玛室利,尽得其传,至元年间经八思巴举荐,亲见忽必烈,受命住持五台山寿宁寺,后到大都及南方潮州为王公授戒,赐号为金刚上师,死后追封为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成为一代名僧。又如维吾尔族人阿鲁浑萨理,跟从八思巴学佛,旁通多种民族文字及汉文经史百家之学,也受八思巴举荐,官至集贤馆学士、平章政事。另外,八思巴作为萨迦教派的领袖和款氏家族的首领,当然会引进其亲属和门下弟子。八思巴的同母弟恰那多吉大约也于此时来到大都,受忽必烈喜爱,后被封为白兰王。八思巴的异母弟仁钦坚赞大约也在至元年间到达大都,继八思巴之后担任忽必烈的帝师,另一异母弟意希迥乃到大都后被忽必烈之子忽哥赤迎去藩邸,奉为上师,忽哥赤受封为云南王时随往云南,在那里去世。这样,由于八思巴受封为国师,佛教特别是西藏佛教的萨迦派对忽必烈一家的影响日益增大。
晋封帝师促进统一
忽必烈深知,要灭南宋统一海内,除了依靠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外,还要依靠精神上的力量。在精神思想方面,除了宣布自己“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即继承中原历朝的正统外,他主要是依靠佛教的护佑。所以忽必烈在准备将国号从蒙古国改为大元、自己由蒙古大汗变为元朝的皇帝时,也将八思巴由国师升为帝师。1270年八思巴受封帝师,帝师的地位在八思巴的封号中说得很清楚,“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就是说帝师是天下独尊的皇帝在宗教上的老师。从八思巴受封帝师开始,元朝在朝廷常设帝师一职,帝师去世,则新立一人继任,帝师因受戒等原因长期离开朝廷,则任命一人代理。有元一代,先后有14任帝师,其中除3名代理帝师的出身情况不明外,出身于八思巴一家萨迦款氏家族的7人,出身于八思巴的弟子门徒的4人。
帝师作为皇帝在宗教上的老师,同时也是皇室在精神上的支柱,又是全国佛教僧人的领袖和西藏政教合一地方政权的首领,所以其地位是极其崇高的。忽必烈1253年初见八思巴时,就曾与八思巴约定:“听法及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痤”,群臣聚会时,由汗王坐上座。在皇帝的带动下,皇室成员也对帝师恭敬备至。
帝师受到元朝皇室的尊崇,同时也对皇室承担了职责。帝师首先要代表佛教把神佛的护佑加给皇帝,为皇帝传授灌顶、带领僧众为皇室做各种名目的佛事,为皇帝及其家族祝延圣寿、禳灾祛难,祈祷国泰民安,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此外,遇到军国大事,皇帝出行、生病,甚至遇到雷击、天旱、水灾等自然灾害,也往往命帝师率僧众诵经护佑。其次帝师还要负责校勘佛经、颁发戒律、管理僧众及寺产等,为朝廷举荐僧人及宣政院和藏族地区的行政机构的官员,新年元旦,帝师要像群臣进贺正旦表笺一样向皇帝献新年祝辞。在帝师发布的法旨中,必须以“皇帝圣旨里”开头,也就是帝师依皇帝授权发布法旨。这些又说明,帝师的地位无论多么崇高,受到超出群臣的礼遇,但历任帝师从实质上来说都是皇帝任命的一个特殊的官员,皇帝通过帝师来达到其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目的,对帝师和萨迦派的最后控制权还是掌握在元朝皇帝手中的。从八思巴受封帝师开始,情况即是如此。
成为帝师,八思巴到达了他一生的高峰,受到的礼遇和恩宠也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他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停滞不前,在他以后的岁月中为中国的多民族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以前在萨迦班智达的努力下,西藏归入蒙古汗国的过程,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西藏地方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保障,藏族的封建经济也由此而得到持续的发展,同时也为元朝在西藏的施政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符合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萨迦班智达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萨迦班智达将自己的晚年献给祖国的统一事业,顺应了当时全国历史发展的总潮流,是一位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萨迦班智达去世后,八思巴继承了他的这一项事业。至元元年,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区事务,成为中央政权的藏族高级官员。二年返藏,为元朝在卫藏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建立起藏族史上著名的政教合一政权——萨迦地方政权。该政权代表元朝中央政府有效地行使着对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管理。八思巴在进京和返藏的途中在藏族地区各地方建立和扩大萨迦派的影响和势力,我们不应仅仅看作是八思巴作为封建领主和教派领袖为了扩大自己的权益而采取的手段,还应该看到在元代全国走向大统一的形势下,藏族不仅参加了全国大统一的潮流,本身也结束了分裂割据的状态,走向民族的统一。八思巴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他为增进藏区各地的政治、宗教和经济文化的联系而做出的努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他支持元朝统一中国,反对分裂,把自己教派、家族的命运与元朝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于一个掌握一方政教权力的地方势力首领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主持或参与元朝在藏族地区建立军政机构、建立西藏地方的行政体制、建立驿站、清查户籍、推行法律等工作,都极大地推进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对于西藏地方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藏汉、藏蒙民族关系的发展,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从藏族本身的历史发展来说,他对打破吐蕃王朝崩溃以来数百年分裂割据局面,冲破地区间的隔阂,统一行政制度,形成和巩固共同的文化心理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是第一个多次到藏族地区各地活动,与各地僧俗首领有密切联系,门徒弟子遍布各地的藏族领袖,他身体力行并举荐大批亲友弟子到朝廷任职,因此成为元代藏族所公认的领袖人物,这在吐蕃王朝崩溃后藏族史上是没有见过的。这对藏族本身的历史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圆寂归天流芳后世
八思巴年幼时,曾梦见自己手中拿着一根有80节的藤杖,到第46节处弯曲了。次日清晨向萨迦班智达说起此梦,萨迦班智达说:“这节数象征你的寿数,第46节上弯曲是预兆着你46岁时有难,到时需要当心。”八思巴一生四处奔波,两次往返萨迦和汉地之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是在旅途和他乡度过,加上他又参加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操心费力,过于常人。八思巴就是在旅途中也睡眠很少。休息不够。多年的操心勤苦,使他积劳成疾,盛年早逝。
关于八思巴的死因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有一些人说是八思巴的侍从挑拨他与贡噶桑布的关系,并背着八思巴向忽必烈奏报,因而忽必烈派蒙古军入藏,杀了贡噶桑布。侍从怕自己的阴谋为八思巴察觉,因而将八思巴害死。这大约也是后人因八思巴寿数不长以及刚好在贡噶桑布之乱平息后不久去世而做出的猜测,并未提出确切的证据。
八思巴去世后,由达玛巴拉主持,萨迦派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追荐法事。消息传到朝廷,忽必烈“不胜震悼,追怀旧德,建大屠波于京师,宝藏真身舍利,轮奂金碧无俦。”《元史》也记载,至元十九年十二月,“造帝师八合思八舍利塔。”八思巴遗体在萨迦火化后,由其弟子扎巴俄色背负到朝廷献给忽必烈的记载相符。达玛巴拉到朝廷任帝师后,在八思巴的舍利塔处建了一座大佛殿,以纪念八思巴。在萨迦寺也为八思巴修建了灵塔,当绛漾钦波仁钦坚赞任萨迦寺住持时,为八思巴的灵塔祀殿建了金顶。到元仁宗延六年,又因八思巴的弟子河西僧人沙罗巴建言,认为八思巴之功可比,应建庙享祭,于是下诏令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岁时致享,“其制视孔子有加”。泰定帝泰定元年八月,“绘帝师八思巴像十一颁各行省”,让各地塑像祭祀。
作为佛学大师,八思巴一生著述颇丰,有30多种,传世之作有《萨迦五祖集》。他生前还将内地的印刷术、戏剧艺术等传至西藏,将藏族的建筑和雕塑技术介绍到内地,促进了内地和西藏之间及汉、藏、蒙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作为政治家,他协助元朝实现了对西藏的统治,为今日中国版图的确立,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八思巴不仅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代宗师,而且是继松赞干布之后藏族的又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是整个中华民族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因此他一直受到藏族人民和蒙古、汉各族人民的崇敬和怀念。

元代藏传佛教空前发展,从元朝开始,西藏进入了一个长期统一的教派执政时期,直到1959年自治区民主改革。从蒙元时期开始逐渐放大的藏民族宗教心理,在封建专制时期确实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发展地区经济的作用,但其也使后来的藏民族因固守神佛意识而排斥现代化潮流。

元代藏传佛教空前发展,从元朝开始,西藏进入了一个长期统一的教派执政时期,直到1959年自治区民主改革。从蒙元时期开始逐渐放大的藏民族宗教心理,在封建专制时期确实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发展地区经济的作用,但其也使后来的藏民族因固守神佛意识而排斥现代化潮流。
蒙元时期 藏民族 宗教文化心理
13世纪初期,藏传佛教基本完成民间传教与地方割据势力联合的重生使命。为了不被汉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入主中原,忽必烈毅然选择已趋于成熟的藏传佛教。元代中央政权的宗教政策,又进一步扩大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基本奠定了此后藏民族700年的文化发展方向,强力巩固了藏民族的信佛崇佛心理。当前,实有必要追溯和分析蒙元时期藏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心理的形成及其影响作用,以有效引导当前藏民族的文化发展,为新西藏的科学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元代藏传佛教空前发展的历史背景
在元代华夏大地上,藏传佛教一统天下释教,随之藏民族的宗教心理被空前放大。细加分析,藏传佛教能独步百年自然有其历史必然性。
首先,蒙古贵族实需藏传佛教为其一统华夏保驾护航。13世纪初,蒙古人的萨满教已远不能满足其扩张的需要。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汗帐里,常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蒙元权贵一直在找寻一种适合自身的“新宗教”。窝阔台汗时,阔瑞王子为保证蒙军经四川攻宋时的侧翼安全和安定信佛的西夏故众,开始发展与西藏的关系。1252年,忽必烈奉蒙哥汗命攻宋。为了保障蒙军过藏时的安全和方便,忽必烈又急召藏区噶玛噶举教高僧噶玛拔希和萨迦派班智达贡噶坚赞。从萨迦班智达宣讲轮回转世说、凉州会谈和幻化寺弘法,到八思巴为忽必烈授萨迦派灌顶和助其继大汗位,萨迦高僧凭借其精深佛理和过人智慧为蒙元皇族屡次排忧解难。由于藏传佛教大德确能担当精神导师之责,元朝中央政权便开始了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长达百年的密切合作。
其次,藏传佛教各派需要依附强权得以生存和发展。经历了浮华初兴、百年沉寂和两路弘法,藏传佛教趋于成熟,各教派争相发展。当阔瑞慕名力邀帕竹噶举的京俄仁波切去蒙古当受贡喇嘛时,后者便“鼓动”萨迦班智达北上“犯险”,自己却急避顿塘。当忽必烈为借道康藏而力邀噶玛拔希时,后者却婉言谢绝。不久,噶玛拔希便与蒙哥汗和阿里不哥建立直接的布施关系。各教派结交强势王权得以依附和供养的心理日益鲜明。八思巴在1252年和1255年两见忽必烈,表现得前倨而后恭,根本原因在于他在朵甘思听到了蒙哥汗分封西藏后对萨迦派极其不利的消息。“蒙哥汗在西藏实行分封之后,蒙古诸王都程度不同地认识到统治自己在藏区的封地需要得到藏传佛教首领的支持和帮助,而藏传佛教的领袖们也逐渐认识到蒙古统治者的封授对自己教派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①相比较于噶玛拔希的避险务实,萨迦高僧显得深谋远虑。萨迦派在当时西藏宗教界以理论见长,僧俗综合实力较弱。但是八思巴叔侄确实洞悉到了西藏当时的实际形势,并能紧紧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再加上八思巴对忽必烈的忠诚,萨迦派才拥有了近乎涵盖整个元朝的辉煌。
最后,西藏社会底层民众虔诚向佛实为自身求得超脱。11世纪崛起的藏传佛教,一改吐蕃王朝时的贵族宗教做派,潜心传教和虚心借鉴笨教的存活之道。与各地豪酋联手的各个藏传宗教派系,逐渐控制了广大信众的思想。萨迦主寺的大规模扩建和曲弥大法会,使得民众对其更为狂热和痴迷。目睹帝师法王们一个个位高权重,藏族民众殷切期望高僧大德能够指引他们未来的方向。还有那些“爪玛洛”战士和聆听惯了赞普号令的民众,一直希望和等待着王室的号令。往日的号令和辉煌永远不会再来,“但是信仰不能存在真空,心理不可能让其停止运转,于是民众将往日对王朝的情感,转而投向宗教”②。佛教的导引填充了吐蕃王朝的没落的心理空缺,藏族民众对于藏传佛教自然就有了更多的拥戴,佛教从此挂载上了民众对于来世的殷切期许。
元代藏民族宗教文化心理的影响作用
古代当权者用武力和宗教加强专制可谓司空见惯。但近代以来西藏发展的滞后,不禁让人们对元代空前膨胀的藏民族宗教文化心理的影响再作点评。
从积极方面讲,藏传佛教起到了维护元代国家统一和发展西藏的作用。当初萨迦班智达凉州为阔瑞治病时就以轮回转世说,为蒙古人灭夏给予了理论佐证。凉州会谈后班智达向西藏各界所发的倡议书,又为蒙古人统一西藏僧俗思想认识再添新功。八思巴初见忽必烈时介绍了佛教的转经轮王理论。忽必烈庆幸自己找到了用以对抗儒家千年宣讲的中原正统伦。蒙古人统一华夏后,萨迦帝师又谨遵圣命,善待天下僧俗。在文化方面,帝师八思巴还受忽必烈之托创制蒙古新字,为元朝把众多民族统一为一个大帝国起到了重要作用。多位帝师还先后在建筑、美术、工艺、文学、历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帝师作为宣政院事统管全国佛教事宜,在汉地佛教中广收弟子和为汉地寺院免征役税据理力争。萨迦帝师和帕竹第悉,在加强西藏统一管理和发展地方经济方面也是功不可没。
中央政权有力支持宗教界的同时,萨迦帝师也确具相当的凝聚力。为了树立八思巴在西藏宗教界的绝对权威,忽必烈曾打算要求西藏各教派都归于萨迦门下,但是八思巴阻止了这一行为。1276年,八思巴组织曲弥大法会和颁布法旨免征西藏各寺及其米德役税,都空前团结了西藏宗教各界。在划分拉德和米德后,八思巴又主持划分了西藏的十三万户事务。把划分的十三万户纳入朝廷管辖的萨迦政权之下,结束了吐蕃王朝灭亡后长达400多年的分裂局面。统一局面的形成对于西藏社会稳定、经济文化较快发展和繁荣,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藏传佛教固然能与武力结合,有效维护封建专制集权;但是把人引向神佛虚无信仰的宗教的确非常危险。蒙元时期快速发展的藏传佛教,对于藏民族及西藏的发展和进步不乏长期深远的消极影响作用。
超强的宗教势力强化了人们的神佛心理。元朝中央在西藏实行的帝师制度、围绕宗教活动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文化活动,使藏族民众感受到佛的无处不在和法力无边。萨迦帝师一统西藏僧俗大权,还号令天下释教;萨迦不光大力扩建主寺,且在西藏各地及高原周边藏区大力修建萨迦寺庙;其他各派也纷纷做大做强。尤其是规模宏大的曲弥法会将藏区的佛教信仰推至顶峰。佛教在其轮回转世说禁锢藏族民众的基础上,萨迦帝师还请示中央免除了僧庙的役税,将精神控制和民众的世俗生活结合在一起。1959年以前的西藏,做喇嘛远比做农奴好处多得多。既然事佛利益多多,藏族同胞把献身佛法看成是终身义务,而绝非权宜之计。虽然西藏民主改革使藏族人民当家作主,但长期以来的向佛心理并不能在短期内得以消解。
藏族民众崇佛心理过强阻滞西藏地方社会的正常发展。吐蕃王朝大兴佛教,举全民之力一搞就是几百年,即使强盛的吐蕃王朝也不堪重负。元政权建立帝师制度,萨迦派宗教领袖统掌地方大权,佛教大小各派实力大增。明代的宗喀巴大师更是通过整顿藏传佛教,进一步巩固了佛教的社会控制力。相比同时期欧洲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解放人,宗喀巴所为却是更加禁锢藏人。于是西方尽早步入近代化阶段,而西藏至今还有人执迷不悟。1956年,共产党人刚准备民主改革,就有一大批卫教分子反对,并组织了1959年的武装叛乱。千年宗教思想沉淀确实禁锢了一些人,使他们陷入极度狂想之中不能自拔,并经常打着宗教和民族的旗号蛊惑民众破坏社会稳定和正常生产。
另外,藏传佛教的教派利益之争严重影响和破坏地方社会发展。从11世纪佛教在西藏复兴开始,就与地方各种割据势力相联合,形成多个不同教派。教派利益之争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元朝时,由中央政权支持的萨迦派无疑是各派中最具竞争实力的,但也因此遭遇了其他派别的抵制和仇视。元末日渐式微的中央政权和萨迦只能听任帕竹噶举势力做大做强。元政权建立前,萨迦派综合实力并非最强,但有朝廷支持就非同寻常了。元朝一灭,西藏佛教各派纷纷进京讨封,明王朝为了西藏地方的安定就有了当时“众封多建”的局面。明朝末年,西藏地方新旧教派的争斗迫使格鲁派向蒙古贵族求援,斗争形势变得更为复杂。直到明末清初,才基本建立格鲁派与蒙古汗王在西藏的联合治理。长期的教派争斗,不断加大教众的教派和法王意识,大大加剧了西藏地方的动荡,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人的解放最困难的就是思想解放,藏族同胞只有尽早尽快从千年沉淀的宗教文化心理中勇敢地走出来,才会绘出美丽的人生和社会画卷。随着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年人越来越多,人性的力量在不断地释放,传统的神性信仰随之相对萎缩。虽然有人还在布达拉宫转山祈福,但是西藏社会已经在现代化大潮推动下不断向前迈进。
(作者为西藏民族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1年度西藏自治区教育科学规划“十二五”科研课题“当前西藏高校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2011065)
注释
①邓锐龄,陈庆英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②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