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断代问题,宋金戏曲

关于《张协状元》中夹杂的宋杂剧段数,在宋代人周密的《武林旧事》中记录了南宋280本杂剧的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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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协状元》的断代问题

时间:2017年07月17日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张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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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嘉昆剧团《张协状元》剧照 资料图片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张协状元》,是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刊载这个剧本的那一册《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曾流失到欧洲,1920年被叶恭绰从英国古玩市场购回,存放在天津某银行保险柜中。抗战爆发后,该书一度下落不明。2009年台湾学者汪天成发现该书其实完好地保存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康保成《〈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与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对其传奇经历进行了详细阐述。《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使《张协状元》又一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关学案再次被激活。

  在《张协状元》进入研究者视域的近百年里,其断代问题一直是学者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该剧的断代,涉及南戏的体制渊源、剧作的主题思想以及宋元剧本的流传规律等方面,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二十世纪学界对《张协状元》创作年代的认识,大体有主宋和主元两派,前者以钱南扬和孙崇涛为代表,后者以青木正儿和周贻白为代表,他们的论断皆主要依据剧中所包含的人名、地名等信息推测而来。近年来,梁会锡和杨栋根据《张协状元》中个别曲牌、字词与元代北曲所用曲牌、北方方言相同,因而断言该剧为元代前期甚或元代中后期作品,这一立论有欠稳妥。学者讨论《张协状元》的断代问题,各有所得,但皆未注意到该剧的文本构成与创作年代的关系。研究发现,《张协状元》中存有若干宋杂剧段数,有的甚至与剧本的主体框架密切相关。对这些杂剧段数的进一步探究,不仅可以揭示南戏与宋杂剧之间的联系,且对该剧主题思想及断代研究皆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般认为宋杂剧是宋金时期活跃在北方的以调笑逗乐为主的一种戏剧样式。关于《张协状元》中夹杂的宋杂剧段数,叶德均曾指出,剧中的“赖房钱麻郎”,可能就是宋杂剧《赖房钱啄木儿》同类形式的演出。赵山林也谈到《门子打三教爨》《变柳七爨》与《张协状元》第二十一出、第四十八出的内容相关。他认为,此两种杂剧段数是该剧用以重新组合的“配件”。关于该剧所内嵌宋杂剧段子的部分内容游离于必要情节之外,学者一般认为是早期南戏不成熟的标志。孙崇涛认为:“它(指《张协状元》)的各种艺术成分的综合,还没有达到十分统一、和谐的程度。有的是综合的,而有的则是拼合的,甚至还有的是彼此游离的。特别是剧中大量的科诨调谑场面,往往与剧情发展脱节,带有比较明显的表演上的随意捏合与即兴发挥的特点。这说明‘永嘉杂剧’在吸取宋杂剧等滑稽表演时,尚未经过很好的消化过程。”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细读文本,发现《张协状元》一剧对宋杂剧段数的运用广泛且深入。该剧不仅嵌入了《赖房钱》《门子打三教爨》《大口赋》三种杂剧段数,融合了《门儿爨》《上官赴任》《揣骨听声》等六种杂剧段数,还点到了《钟馗爨》《马明王》《讲蒙求爨》等杂剧名目。其主要人物之一王德用源于《不及垛箭》《打王枢密爨》等杂剧段数,主体故事架构则来自《双捉婿》《贫富旦》之类的宋杂剧。

  《双捉婿》,名目见于《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诸杂大小院本”和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另外,《武林旧事·官本杂剧段数》中还有《双捉》一名。捉婿,又称“榜下捉婿”,是宋人对当时盛行的“榜下择婿”现象的一种戏谑之语。朱彧《萍州可谈》载:“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亦有缗钱,谓之‘系捉钱’,盖与婿为京索之费。”关于“榜下捉婿”,张邦炜认为其实质乃“择官为婿”。《张协状元》中,王德用欲榜下捉张协为婿,遭拒绝后,又赴任所压制张协,张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成为王德用的女婿,正可谓“双捉婿”。这是宋代社会“榜下捉婿”和“择官为婿”现象的典型艺术表现。《贫富旦》,名目见于《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诸杂大小院本”。《张协状元》中的两位主要女性形象——贫女和王胜花,一贫一富,形成鲜明的对比。剧中对她们的家庭背景、择偶标准以及感情失意时的心理等都有详细的呈现。这些都是对宋代“榜下捉婿”所导致的“进士富娶”“女子富嫁”“贫女难嫁”等现象的生动反映。

  由对《张协状元》中所含宋杂剧段数的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南戏的题材与宋杂剧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实,《张协状元》之外,取材于宋杂剧的南戏作品还有很多。据谭正璧考证,《王子高》《崔护觅水》《崔莺莺西厢记》《裴少俊墙头马上》《柳毅洞庭龙女》《王魁负桂英》《司马相如题桥记》《李勉负心》《赵贞女蔡二郎》分别与宋杂剧《王子高六幺》《崔护六么》《莺莺六幺》《裴少俊伊州》《柳毅大圣乐》《王魁三乡题》《相如文君》《李勉负心》《蔡伯喈》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徐渭判定为最早的两种南戏《王魁》和《赵贞女》,不但与宋杂剧有承继关系,且二者皆与学界普遍认为的早期南戏系地方民间小戏的这一情况不符。据文献记载,《王魁》一剧演绎主人公王魁高中状元,抛弃资助其进京赶考并订有婚约的妓女敫桂英,桂英气极身亡后,化为厉鬼将王魁捉走。《赵贞女》则演绎蔡伯喈中状元后,娶丞相之女,马踏发妻赵五娘,最终遭雷击身亡。两剧皆非反映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情节简单、篇幅短小的地方“小戏”,情节起、承、转、合,有相当的长度,具备“大戏”的诸多特征。

  《张协状元》的主体情节源于《双捉婿》《贫富旦》之类的宋杂剧,从剧情看,该剧是对宋代科举制度下盛行的“榜下捉婿”“进士富娶”等社会现象的揭露和批判。较之《赵贞女》和《王魁》,《张协状元》不单是就某一个文人的劣迹进行批判,更是对宋代科举制度下出现的诸多社会现象进行揭示,反映的社会问题更具广阔性,时代特色更为鲜明,批判也更为深刻。该剧在塑造忘恩负义的负面书生形象——张协的同时,还饱含着对无行文人普遍且深刻的批判。第二十出“贫女被张协打骂”中,贫女斥责张协:“汝是图功名底人,莫便恁地做作。”第五十三出“张协贫女团圆”中,贫女指责张协忘恩,张协直言娶贫女为权宜之计,剧中众口合唱:“听着你恁说,读书人甚张志!”

  从《张协状元》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对文人的态度和反映的社会现象来看,它与《赵贞女》《王魁》两剧相似,出现时间亦应相仿。《张协状元》中所记载的该剧的演出生态,也证明了这一点。该剧第一出“《状元张叶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似恁唱说诸宫调,何如把此话文敷演”。第二出“九山书会,近目翻腾”“况兼满坐尽明公,曾见从来底。此段新奇差异,更词源移宫换羽。大家雅静,人眼难瞒,与我分个令利”。这些内容揭示该剧改编自诸宫调《状元张叶(协)传》,离话本创作和演出时间很近,且该题材在当时颇受欢迎,出现竞相改编、赛演的火爆局面。《张协状元》题材的演出盛况与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载“优人杂剧,必装官人,号为参军色。……今人多装状元、进士,失之远矣”颇为相合。据黎国韬考证,赵彦卫此条史料所载是指南宋中期的杂剧演出情况。

  从《张协状元》的主题思想和所反映的演剧生态皆可以看出,该剧的出现不可能晚至元代。在元代,除太宗九年(1237)举办过一次科举考试外,之后停止77年之久,文人地位一落千丈。元代仁宗延祐元年(1314)虽恢复科考,但所取人数不仅很少,且及第的汉人也往往沉郁下僚,文人不再洋洋得意,宋代科举制度影响下的隆盛的“榜下捉婿”现象也不复存在。曾经不可一世的文人沦为元代中前期剧作中穷困潦倒的形象和元代后期高明笔下无奈、身不由己的形象。虽然受宋代科举文化的影响,元代戏曲作品中“榜下择婿”的现象依然存在,但《张协状元》中多次出现的“招捉”一词却演变为关汉卿《裴度还带》中的“招擢”二字。前者重在表现择婿方的迫切心理,凸显的是宋代状元奇货可居的身份和处境;后者则主要就被择一方而言,彰显的是元代文人急切希望自身获取擢拔的心理。

  王国维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指为艺术形式。其实,每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所关注的对象和表达的思想也往往被赋予一定的时代特色。在科举长期废置的元代,文人笔下出现的《朱太守风雪渔樵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山神庙裴度还带》等剧作,对科举考试更多的是一种有朝一日及第高中、扬眉吐气的希冀。而在有“科举社会”之称的宋代,科举制度对社会结构、社会心理以及婚姻和家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双捉婿》《贫富旦》等宋杂剧段数和南戏《张协状元》,则是对宋代科举制度影响下出现的“榜下捉婿”“进士富娶”等社会现象的抨击和谴责。宋元戏剧作品对科举文化的不同表现,是文学对现实的生动诠释,也是我们研究《张协状元》断代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作者:张勇风,系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宋代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所达到的高度是空前的。由于物质的发达,人的精神追求反而退步,因而此时期的表演艺术区别于之前的抒情化倾向,而有着“理性高悬”的特色。

宋代的戏曲活动,分别从北宋、金、南宋几个政权统治阶级展开,在地理上分别分布于以北宋的首都汴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金代首都上京会宁府为中心的东北地区和以南宋永嘉为中心的南方地区。不同地区的戏曲形态和文化氛围都有所不同,所以分别称为“宋杂剧”、“金院本”和“南戏”。

“宋杂剧”为宋代的戏曲。“杂剧”之称早在唐代就有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杂剧泛指各类表演技艺,到了北宋时期,杂剧与歌舞百戏有了区分,独立成为一项艺术类别。

南北两宋时期的杂剧都是有剧本的,但是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剧目记载,在宋代人周密的《武林旧事》中记录了南宋280本杂剧的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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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杂剧图》

宋杂剧的演出形式有着生动活泼的特点,在表演形式上大致分为“滑稽戏”和“歌舞戏”两个类别。它们表现内容的方法各异,题材丰富。其中,滑稽戏所占比重较大,《宋官本杂剧段数》中的280个剧目中,绝大多数都是滑稽戏,如《眼药酸》、《急慢酸》、《四孤夜宴》、《老孤遣妲》、《睡孤》等。而歌舞戏在宋杂剧中则居于突出的地位,在《宋官本杂剧段数》中,关于歌舞戏的剧目记载,有着一多半。这类剧目的剧名多缀有大曲、法曲、词调以及诸宫调等都是唐宋以来流行的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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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宋杂剧的表演已经有了角色分工体制,末泥、引戏、副净、副末和装孤是宋杂剧的五个基本行当,还有一个名为“竹竿子”或称“参军色”的角色。宋杂剧曾出现诸多的优秀演员,在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中记载,有萧住儿、丁都赛、薛子大、薛子小、杨总惜、崔上寿等,这六名为当时的著名杂剧女演员,她们均来自于民间的勾栏瓦舍。

宋杂剧的演出有着相当大的观众面,北宋都城汴梁的观众曾达到过150万之多,随之出现了诸多的称为“瓦子”、“勾栏”的娱乐性场所,为杂剧艺人队伍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瓦子”也称“瓦肆”或“瓦舍”,为杂剧以及其他演艺活动进行集中演出的场所。“勾栏”又称“勾阑”或“构阑”,是在瓦子中用栏杆搭起来的演出场地,而瓦子都在商业活动的中心区域。在演出中,杂剧是最受观众欢迎的,当时演出的杂剧有《目连救母》等。宋杂剧的演出活动不仅在京城繁盛,在其他一些城市地区也很普及。金灭北宋后,与南宋并立。金由金前期与金后期两个时期组成,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戏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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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灭北宋后,继承了北宋的杂剧,称为“金院本”。金前期对宋杂剧进行了“金院本”式的改造,艺人们不断地创造新的故事来丰富它,《蔡消闲》就是一个新创的剧目。金迁都燕京后,进入金后期。相比之下,金前期的戏曲是对宋杂剧的改造、创新过程,金后期则是对金前期戏曲的定型期,因此也可以说金后期是元杂剧的定型期。

金院本的剧目在“院本名目”中有记载,它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可分为11个类别,包括“题目院本”、“和曲院本”、“上皇院本”、“霸王院本”、“打略拴搐”、“诸杂大小院本”、“冲撞引首”、“拴搐艳段”、“诸杂砌”等,每个类别又有不同的剧目内容,其中,“打略拴搐”中有《秀才家门》、《大夫家门》、《列良家门》、《卒子家门》、《邦老家门》、《都子家门》、《禾下家门》等。

金院本的角色行当与宋代时基本一样,不过此时的表演体制却已经有所发展,不再限于小型的歌舞戏和滑稽戏,而且演出场所也不再是“瓦舍”与“勾栏”,而是普遍有了亭榭式的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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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建都在临安,温州就成了抗金的大后方。建炎四年,宋高宗赵构为避金兵逃到温州,并带来一批皇族、勋亲,甚至中央政权机关和太庙神主都曾一度迁至温州。温州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得民间艺人云集于此,演出活动兴盛。由开封逃难而来的流动艺人“路岐人”等带来了北宋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在此基础上受到宋杂剧演出体制的影响,“永嘉杂剧”便形成了。永嘉杂剧也就是“宋元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或“南曲戏文”,简称“戏文”。

关于永嘉杂剧的产生时间,有两种说法,明代祝允明的《猥谈》载:“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载:“始于宗光宗朝。”永嘉杂剧两种说法的产生时间相差约70年,可以说这段时间就是永嘉杂剧萌生、演变并逐渐成熟的过程。

南宋戏文最初只是一种民间小戏,在宋朝皇室南迁后发展壮大起来。最初的永嘉杂剧有约于南宋光宗时代永嘉人创作的《赵贞女》、《王魁》。南戏壮大后,迅速向四面八方流传,名声也愈加强大,甚至连首都临安都盛行起来,文人士子们都为之撰写剧目。元代刘一清的《钱塘遗事》载,当时的太学生黄可道所编写的戏文《王焕》曾盛演于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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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永嘉杂剧在温州、杭州等地都有专门的民间书会组织编写剧本,著名的《张协状元》是温州的“九山书会”创造的。永嘉杂剧曾产生了大量的作品,不过都失传了,有记载的剧目有:《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乐昌公主破镜重圆》、《张协状元》等。其中,《张协状元》代表了南宋时期永嘉杂剧的最高成就。永嘉杂剧融汇了宋杂剧行当体制的长处,建立起了以生、旦为主体的“生、旦、净、末、丑、外、贴”拥有七种角色的行当体制。其演出活动均由民间职业戏班承担,戏班多以家庭为组织基础,有七、八个演职人员,这种职业戏班与诸多的业余班社组织并存。

信息来源:文化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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