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宁国商人新探,关于秦商知多少

山东商帮,明清宁国商人新探,也逐渐呈现在观众的视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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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商帮兴起

中国古代著名的十大商帮,一般认为大多是从明中叶开始兴起的。有徽州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江右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晚明商品经济发展,白银货币化,国内外市场扩大,为商人创造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商业资本活跃,市镇蓬勃兴起,城镇中聚集了大批商人。各地商人主要从事粮食、丝棉织品、盐茶、瓷器、木材和典当等业,也有从事奢侈品转贩的。部分商人投资于手工业。此时更多的人走向经商道路,是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标志,在社会阶层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重本抑末的价值观已被颠覆。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国家又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因此商人们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商帮应运而生,起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明清宁国商人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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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家魁

《那年花开月正圆》终于开播了。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187期

孙俪继甄嬛、芈月之后,再一次出演传奇女性——陕西首富“安吴寡妇”。好像有点剧透了呢~~


要:
宁国商人的经营足迹遍及省内外,在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加速经商地区商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宁国商人与徽商并称“徽宁商帮”,是明清时期安徽境内两支知名商帮。二者有着相似的兴衰历程,经营中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密切关系。

随着剧情的推进,秦商——这个不太广为人知的商帮,也逐渐呈现在观众的视野之中。

关键词:明清;宁国商人;徽商

在昨晚播出的剧集中,吴聘的老父亲教训周莹时说:

明代中期起,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相继在国内兴起。其中,宁国商人是兴起于皖南地区的一支重要商帮,常与徽商并称为“徽宁商帮”。一般认为,宁国商人是指明清时期宁国府所辖的泾县、旌德、太平、宣城、宁国及南陵六县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它兴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形成于嘉靖、万历年间,鼎盛于清康熙、乾隆至嘉庆之际,衰败于清咸同年间。揆诸明清商帮史论著,宁国商人研究虽有部分成果①,但宁国商人的兴衰历程、宁国商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徽州商人之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尚薄弱。本文依据大量的宁国商人史料,试图对此问题探讨,就教于方家学者。

我们吴家东院发家,靠的是两个字
一个是“诚”,一个是“信”
“诚”,就是货真价实
“信”,就是信誉卓越

一、宁国商人的兴衰

这些话,从吴家老父亲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背后的汗毛都要竖起来了——振聋发聩、肃然起敬,真想到微博上@一下“海底捞们”的老板,让他们赶紧学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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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诚信”、“三硬”等不单是吴家经商的准则,也是秦商一贯秉承的理念。那么历史上“货真价实、信誉卓著”的秦商,究竟是如何兴起?又是如何衰落的呢?

宁国商人兴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形成于嘉靖、万历之际。成化以前,宁国府县之人多以务农为本,仅有少数人经商,他们“力耕织,薄商贩,敦俭朴”[1]卷9《风俗》,过着勤劳简朴、自给自足的生活。然而到明弘治年间,宁国府人纷纷走上商贾之路。如旌德“弘治以前,人心甚古,乡里之老有垂白不识县官者;以后渐变渐靡,舍本而务末”。[1]卷9《风俗》泾县在弘治以前“男勤于耕,女勤于织,鲜事商贾,尤贱工作”,嘉靖时则“商贾亦远出他境”,[2]卷2《风俗》此后更是“操奇赢,走四方者多矣”[3]卷4《风俗》。嘉靖、万历时人张瀚说,“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4]卷4《商贾纪》时人章潢在其所辑《图书编》中,更称宣、歙之间“其民尽仰机利,行贾四方,唱棹转毂,以游万货之所都而握其奇赢”[5]卷36《南直隶图叙》。由此可知,明嘉靖、万历时期,宁国府人结伙外出经商已蔚成风气,成为继徽州商帮之后的皖南第二支商帮。

秦商自成一派的时期大概是在明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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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明代以前还不存在所谓的商帮,商人大多都是个体户,“各自为战”。

宁国商人的兴起与形成,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宁国商人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影响而兴起,《宁国府志》将此情形称为“势”,“百工技艺之人,商贩行游之徒,皆衣食于外郡,逐利于绝徼,亦势使然也”[1]卷9《风俗》。此时,商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今夫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士之读书将以商禄,农之力作将以商食,而工而隶而释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6]卷10《江湖胜游诗序》其二,迫于生计。明成化年间,受人多田少、自然灾害、人口激增等因素影响,宁国府所辖六县人地矛盾骤然加剧。据当地文献记载,“民食朝夕饘粥不免于饥,红女终岁纺织不免于寒”[7]102,“人皆欲有生,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8]。可以说,经商成为当时宁国府人谋求生存的唯一出路。其三,受利益驱使。经商不仅可以谋生,还可以获得“机利”,正如前文所述“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宣歙之间,其民尽仰机利,行贾四方”。上述三种因素促成宁国商人的崛起。

到了明代,不得了了,晋商、徽商、粤商等哗啦啦全都起来了。先来看看是什么风把这些商帮吹起来的吧:

清康熙、乾隆至嘉庆年间,宁国商人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白银。

一是经营地域广阔。宁国商人或坐贾或行商,他们除了在省内经商外,更多的是在省外从事商贾活动,“走贸四方,或远入黔滇间”[1]卷9《风俗》。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宁国商人的商贸福地。“居民谋生拮据,往往经营贸易,散之四方。自京师以及各行省,而以大江南北最多。”[9]第21册《艺文三》

彼时的中国,是世界的“白银蓄池”!

二是经营行业多样。宁国商人涉足诸多经营领域,他们从初期主要贩卖本地的土特产品,“客则以兴贩木材为上,下则携纸刀、花剪、漆扇、绒伞诸物走贸四方。”[1]卷18《物产》到后来随着经商范围不断扩大,宁国商人的经营行业涉及食盐、典当、茶叶、竹木、粮食、纸张、雨伞、烟草、丝绸、医药、油、漆等方面。

从1550到1654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因欧洲海外扩张和掠夺的殖民地财富,以及对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特产的青睐,导致全世界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据统计,这一期间从海外流向中国的白银大约有1.4万吨之多,是同一时间段国内自产白银的10倍!而从1545年到1800年,则大约有6万吨,约1/3~1/2的美洲白银,最终都流向了中国。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的GDP也是全球第一。

三是社会影响较大。鼎盛时期,宁国商人同徽商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他们或合作或竞争,常被并称为“徽宁商人”、“徽宣商人”。宁国商人虽然在总体实力上尚不如执商界之牛耳的徽商,但是在不同地域及行业,宁国商人有时并不逊色于徽商。譬如,在芜湖、苏州、松江等地,泾县、太平两县的烟草商人十分强势;在宣纸、雨伞等行业,宁国商人有着徽州商人不可比拟的资源优势。

这么多的白银流入,直接促进了白银的货币化。什么意思呢?在明初时候,上交赋税还是实物,比如粮食啊、布匹啊。白银货币化以后,就可以用白银进行结算,这就大大提高了结算效率,商品也可以大规模地流通。除此之外,商人纳税成本也不高,“俱三十税一,不得多收”。有了这样的基础,商人们得以走南闯北,扩大生意地盘。也正是因为商人可以自由流动,才慢慢形成了,按照地域,结成的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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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清咸丰年间,宁国商人开始衰微。宁国商人逐渐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天灾”,二是“人祸”。天灾方面,清咸丰元年开始,宁国府境内自然灾害频发,洪水、蝗虫、瘟疫等交相肆虐。如咸丰年间,宣城县境内“水灾相继、疫病大起,以致境东南一带,十室九空、人少烟稀,土地荒芜、满目疮痍。”[10]2又如当时的宁国县,“瘟疫后,宁国土著人幸存者十不及一。”[11]743人祸方面,咸丰、同治年间,清军与太平天国军在宁国府境内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宁国商人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均受到了致命摧残。以旌德县为例,咸丰六年始,旌德初遇旱涝瘟疫,复遭清军围剿太平军的兵燹洗劫,结果“壮丁存者不及十分之二,老弱妇女百不存一”[7]87。从“咸丰十年,突遭兵燹,郡人流寓,苦无公所”[12]383等材料来看,宁国府其他各县的情况也大体与旌德类似。

要想富,先修路。

宁国商人的衰微可以从旌德江氏商人的命运中略见一斑,“吾旌自设县以来,元明曾遭兵燹,而蹂躏不深……道光末年,予族设质库外埠者六十余家,商店则如恒河沙数。辛酉之难,百无一存矣。”[9]第21册《艺文三》当然,随着清末通商口岸的开辟,商业竞争加剧等因素也加速了宁国商人的衰败。

据说时速4000公里的超高速列车已经提上日程了。现在出门要是没有高铁,想想都头疼。

二、宁国商人的贡献

同样,在大明代,如果没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商人们步履维艰,宅在老家,还怎么拉帮结派,成就商业帝国啊。

商人是商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积极推动者。明清时期,宁国商人同徽商一样活跃于商业界,其经商足迹遍及省内外。他们在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加速经商地区商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代元而兴,山河一统,“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

1.转销货物,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

根据1570年成书的《天下水陆路程》所记,那个时候,全国水陆路程有143条,其中南京至全国各地的长途路程就有11条,通过8个方向,构织成一张四通八达的商道网络。“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横游蓟北,为万方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

农副产品转化为商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这自然离不开商人的推动。宁国府地理条件特殊,这里盛产大米、茶叶和竹木等农副产品。宁国商人无论是在本地区收购产品以出售,还是远贾他乡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其结果都起到了转销货物,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的作用。早在明人刘洪谟所撰《芜关榷志》中就有记载:

伴随着道路交通的发达,商品流通也日益兴盛繁荣。单枪匹马,单人独斗,已经完全不能应付这么兴盛繁荣的商业格局了。有句古话,“盐业之利尤巨,非巨商贾不能任。”所以,商人们呢,就需要以群体的力量,集中巨额资金,展开经营活动,才能达成规模效益,巩固实力。

新庄河(属宣城县,距庙埠四十里,庙埠亦属宣城交界)总甲一名,查庙埠斧号。旧例,竹木从旌德、宁国二县西津渡出路,由双桥东溪过宁国府,而乌盆沿,而竹丝沟,而庙埠,而油榨沟,而陈村湾,方至新庄河。此河一通水阳、塘沟、黄池,一通建平南湖。凡竹木至此,验有工部斧号,方准过关,如无斧号,即系走水。商人竹木泊庙埠上,即投单请斧号,本厂差二役查点行号,报厂定税。如往芜湖、高淳卖,过新庄河,过水阳,过塘沟,总甲照前斧号放行。万历二十六年,主事钱竖庙埠课旗一面。万历二十九年,主事茅给告示严查。[13]卷上《管辖事宜考》

社会风气。

这段资料说明,宁国商人将本地区的竹木贩运出去,沿途要交纳关税。又据史料记载:“厘金局多设于货物流通要津之地,因旌、泾、太、石、黟、歙诸县,盛产竹木茶炭等山货,大部分经青弋江水道运出,当时便在青弋江中游之马头镇设一厘金局,榷征竹木茶炭等货税收。”[14]53这也从侧面告诉我们,宁国商人抑或徽州商人,把皖南的旌德、泾县、太平等地的特产竹木、茶叶贩运到外地,并转化为商品销售出去。

人分九等,士农工商,商人自古是末流。到了明代,商品经济发达了,商人的地位也有所改观。那个写《项脊轩志》的归有光,就曾说过,“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商常相混”。甚至还有人认为商人从事商品经济,比那些守经求荣的所谓名儒,更有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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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商人们经商自然就更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形成更大规模的商帮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

泾县章家渡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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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泾县的榔桥镇,早在明代中叶,已成为泾县东南乡商贾和徽商运销木材、茶叶、蚕丝等商品的集散地。在把本地丰富的农副产品转化为商品过程中,商人尤其是本地的宁国商人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好了,介绍完商帮应运而生的社会大背景,接下来就可以看看秦商是如何“登堂入室”的了。

如泾县商人徐辉堂就是个典型,他于清道光年间,经常在泾县、太平山区一带收购茶叶贩运到南京销售。泾县、太平的茶叶味香色美,深受南京人欢迎,他生意愈做愈大。后来又在南京三坊巷口租赁一处三进店房,于同治三年开设“徐源记茶栈”。经营茶叶零售业务,并吸引泾县、太平的临时茶叶客商和茶农存放茶叶,还介绍推销茶叶,提取—定的栈厘。由于对顾客和茶商、茶农服务周到,生意日益兴隆。[15]33-34这为泾县的茶叶外销做出了贡献。

秦商的兴起,得益于两项中央政策——食盐开中茶马交易

旌德县的货物转销情况,据该县方志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本县人口发展到最高峰,“人有余而土不胜”,半数以上的粮食均由商贾从芜湖、湾沚等地筏运以济,旌德米市也应时而兴。[7]102清末民初,工业品和南北杂货分别从绩溪县临溪、歙县深渡和泾县、芜湖输入。[7]360这些商品的购销,主要依靠本地商人来完成。另外,商品运输线路“旌绩驿道”也可得到启示,自唐至清,此道为徽宁二府经济贸易、官员往来的主要通道之一,公文传递频繁,货物运输不息。[16]80这其中必然有宁国商人的积极参与。

食盐开中——食盐开中的意思是按需上交粮食,就可以拿到盐引(相当于盐票,有了这个,就看买卖私盐了)。

宁国县的首镇河沥溪,商业比较发达,这里既有泾县人经营的各类商号,又有绩溪商人开设的店铺。那时的河沥溪正街可谓商贾林立,是皖南山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当地的竹、木、柴、炭、茶叶和土特产品要运出去,日用百货、布匹等要从外地运进来,都需要有宁国商人的经营活动。清代,宁国县商业市场形成,宁国商人把本地所产竹木、柴炭、桐油、表芯纸等特产外销,换进食盐、布匹等所需商品。如宁国县商人叶德松,光绪六年在江苏溧阳南门河沿“德丰”木行当学徒。三年满师升为水客,前往江西、汉口等地采购木材。数年后升为经理,经常赴江西、湖南、湖北采购木材远销上海、南京一带。[17]77这些商业上的举措,无不促进了各地农副产品向商品转化。

当初明朝为了防范鞑靼族入侵,在边疆各处设置边镇,以保护中原,其中榆林、宁夏、甘肃等都由陕西管辖,常驻兵力20余万人。这么多兵力,在边荒地区,紧靠军队自己开荒种粮,是远远不够的;而从粮食产地运粮,路又远,费用又高。所以,就出台了这么个政策,只要商人能把粮食送来,官府就给你盐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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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水楼台先得月,陕西商人紧紧地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和蓄势已久的经济实力,参与到开荒种粮换盐的国家项目中。自古“盐者利之宗”,得盐者便可独步商届。历史有记载,“前明用开中法,以盐实边,输粟塞上,得捆盐于淮南北,明边重西北,山陕输粟便,故淮盐以西商为大宗”。“西商”也就是“秦商”。

宁国河沥溪老街

秦商把粮食交上,拿到的只是盐引,要想拿盐还要到产盐的地方去。所以一时间,全国各大盐场都能看到秦商的身影。在盐利最大的两淮盐场,秦商的势力仅次于徽商。孙俪饰演的“安吴寡妇”,就曾在扬州开办分号,大展身手。在四川盐场,秦商几近占据垄断地位,“为盐商者,多系山陕商人”。

2.开拓市场,加速经商地区商业发展

说到这里,顺带提一下晋商和秦商的关系。晋商和秦商由于地理位置相近,从事的商业活动也差不多,所以经常作为商业联合体,在各地也多是一起共事,且看全国各地多分布有山陕会馆就知道了。

商人是市场活动的主体,无论是坐贾还是行商,其经营活动都是为了开拓市场,从而加速经商地区的商业化发展。宁国商人一部分在本府境内经商,一部分到外地经营,推动了经商地区的商业发展。

茶马交易——也就是茶和马之间的交易。

坐贾家乡,推动本地商业发展。

这是明政府为了加强边防和安抚少数民族,实行边防和边贸相结合的交易政策。当时陕西所管辖的边夷,以游牧为主,产马盛地,却不产茶,而对于游牧民来说“不得茶,则困以为病”。所以明政府就推行了用茶易马的治边政策,“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

在南陵县,清道光二十二年,南北商贾渐多,城关经商的多为泾县、旌德、太平、徽州等地商人。贸易物资大都是地产的稻米、木材、竹器等。至光绪十四年,该县城关有大小商铺300多家。[18]305清末民初,徽帮、泾帮商人来南陵经商,江北各地手工业者亦到此谋生,故商业逐渐兴盛,手工业匠铺日益增多。[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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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城县,清末始有来自毗邻的泾县、旌德、太平、南陵各县以及安庆、庐州、徽州等地的客籍商帮入境,在县城和水阳、湾沚、孙埠、水东、沈村、周王、寒亭等集镇定居经商,促使商业重新兴起。至民国初年,宣城县城区商业活跃,店铺鳞次栉比,成为宁国、泾县、郎溪、广德等县茶商集聚之区,也是粮食、茶叶、竹木、山货集散地。当时,独资经营以“徽州帮”、“泾县帮”居多。民国六年,泾籍商户成立“旅宣泾帮商业公所”。[10]336

只不过刚开始的茶马交易,也是官方垄断,私人不得贩茶。后来,利之所趋,私茶难禁,所以政府就开始放宽政策,效仿食盐开中之法,由原来的官收官销变为官督商销。这一政策,对于秦商来说,又是一个重磅利好。秦商开始大规模走上贩运边茶的经营道路,并居于领军地位。当时川康地区流传的民谣,“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就是秦商贩茶势力的写照。

在旌德县,明末清初已有很多人外出经商,自乾隆以后,掀起经商热,经商成为时髦的职业。当时本县北乡通泾县之徽水货运十分繁忙,仅三溪古渡就有筏户八百,竹木土产水运至芜湖,县内贸易由此兴盛。旌阳、三溪的布店、货栈、钱庄、当铺盛如都市,商号满目,店旗交错。庙首、杨墅、朱旺村、大礼村等都是繁华的集镇,“穷乡僻壤之区,均成市廛林立之所”。旌德人“因商致富”,特别是巨商大贾,以其雄厚的资本投资家乡。[7]4

同样地,棉布也是紧俏的军需物资。本地产的棉布不够用,秦商们就到江南区采购。巨额的棉布长途贩运,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陕西商业资本集团。用从江南采购的布匹,换取边夷的马匹,大量的马匹,又刺激了毛皮业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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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秦商的崛起,跟边贸政策有很大关系,所以又被成为“边商”。

旌德江村

此外,陕西八百里秦川,草本植物发育,盛产各种药材,也是烟草生长的沃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药材和水烟,成为秦商又一经营对象。

在宁国县,清末民初,县内的经商者大多为徽州、旌德、泾县等外地商人。商户多集中于县城和交通便利、人口密集的港口、宁墩、胡乐、东岸等较大集镇。县城的河沥溪、城里、西街是主要商业区。[11]373据《宁国县商业志》记载,光绪年间先后在河沥溪兴办的大型综合商店有:“德隆新”、“春和”、“吴义成”、“吴同亨”、“吴同春”,计五家。在城经商者五方杂处,其中以徽商及旌德、泾县商人居多,故有“无徽不成镇”,“无泾不成集”之说。

剧中,从管家婆无意间提到老妇人房里缺个装水烟的,就可以看出当时水烟的市场覆盖面。

以上所述反映,宁国商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本府所辖县境内从事商业经营,他们与徽商等一起发掘本地的商机,共同开发家乡的市场,为推动本地区的商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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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商他乡,促进外地商业发展。大量的史料记载,宁国商人在外地开辟了很多的商业市场,取得了一定的业绩,为经商所在地区的商业化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又以泾县、旌德和太平三县的商人表现突出。

借着国家政策的东风,以及地理环境和物资,陕西商业资本集团——秦商(又称陕帮、西客、西商等)逐渐形成了以陕西为中心,以西北川贵藏蒙为势利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淮川,运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庞大商业帝国。陕西的关中,作为西北和东南两大地区的交通要塞,自然成为秦商的核心。当时,陕西商业最繁华的地方,就在泾阳和三原两县。

如泾县商贾人,自明成化、弘治始,已是远出他境,赢走四方。清代至民国中期,泾人外出经商者足迹遍及十八行省,宁、沪、苏、浙、赣、鄂、湘、粤及沿江各地商埠,均有泾商开设的宣纸栈、发行所,丝茶行、烟行、竹木行乃至盐号、钱庄、典当行业,且有转而兴办纱厂、面粉厂等民族工业者,形成“泾帮”商系。[20]306胡朴安撰《泾县乡土记》云:“泾人在外经商者约计比居本邑经商者多三分之二,是泾邑商界特色也。”[21]《安徽第九区风土志略》也载:泾县人“长于经商,、沪、汉诸大埠,无不有泾帮之称”。这些都反映了泾县商人在外地商业发展中的影响和地位。

总结一下:

旌德商人除了在本省境内从事商业活动,更多的则是远贾他乡,在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河南等地区经商,这必然促进外地商业的发展。据《江氏宗谱》节录江希曾《旌川杂志》记载:“吾旌自设县以来,元明曾遭兵燹,而蹂躏不深。故生齿繁,而谷不足食,每年必由湾沚运米以济。居民谋生拮据,往往经营贸易,散之四方。自京师以及各行省,而以大江南北最多。道光末年,予族设质库外埠者六十余家,商店则如恒河沙数。”[9]第21册这段材料反映旌德江氏商人在外地经商的地域之广,并取得较大成功。

秦商的崛起 食盐开中,茶马交易
主营业务 盐、茶、毛皮、药材和水烟
势力范围 陕、川、贵、藏、蒙、两淮、苏湖、江浙
核心中轴 泾阳、三原
最强对手/伙伴 徽商/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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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伴随着国运的衰亡,秦商也逐渐土崩瓦解,成为十大商帮\[1\]中最先没落的一个。一方面是因为清末陕西多战乱,使得许多巨贾的百年基业消耗殆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被迫打开国门以后,秦商的保守未能及时适应新的商业格局,难以与西方资本主义竞争。

太平商人在外地经商者很多,如谢余庆,咸丰间“设米肆于新安”,同治初又“贸易和州”。清人谢燮敬,“开设衣服庄于江苏之高淳县”。清人林之楙,服贾汉皋,“今汉镇得有花布、茶叶两帮,亦楙首倡之功也。”还有光绪年间的苏国华,未弱冠助其父怀之公经营商务,以振兴实业为己任。他感慨中国瓷茶业之不振,于是倡议创办有江西瓷业公司、江宁茶业研究所等组织。[22]《人物类》这些都说明太平商人在开拓外地市场、推动经商地区的商业发展中,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那年花开月正圆,正值清末动荡的年代,“吴安寡妇”一人之力,镌刻了秦商末路最辉煌的一段传奇。

3.热心公益,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总之,很期待。

商人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阶层,不仅要推动经济发展,还应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往往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拥有丰富的资本,有热心公益事业的善行懿德。宁国商人在经商过程中或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资和参与地方公益事业,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注:[1]
古代中国十大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徽州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

修桥铺路,方便行人商旅。宁国商人在外地经商时,遇到桥断路毁等道路不通畅之时,便主动投资修桥铺路。泾县商人的善行,如查冠群“修村口大路及狮子山栈道,并建石桥”;查崇禧“在含山修路建桥”。[23]卷254《人物志》查维吉“见义必为,尝倡修青邑山路河桥,客无为州又独建周家硚。”[24]卷5《人物》铜陵县的大通镇,是商旅抵达宣、歙的必经之地,“然中隔山溪,逢骤涨,病涉维均。”乾隆十七年,泾县朱氏商人独资建桥,曰紫阳桥。后来,此桥毁于洪水。嘉庆初年,泾县众商又相谋集资,“得白金七千有奇”,重建了桥梁,修葺了道路。[25]卷18《大通镇重建紫阳桥并修路碑记》

此外,宁国商人还设立义渡,方便和帮助行人商旅通行。例如,泾县曾有五位商人共同出资在县内设立了“上坊渡”。旌德商人的义举,如江一廉“牵车服贾,方起家,慨捐银二千金造黑溪长春桥。”[26]卷8《人物志》康熙五十七年,旌德县三溪石壁大路被蛟水冲坍,舆马负贩阻塞不前者数月。旌商朱文焕“倡首捐资千五百金,坚砌坦夷,至今行旅称便”。[27]卷8《人物》还有旌人汪秉璧,“贾汉阳积赀,喜行善举,归里独力造聚金桥,并构殿阁凉亭,以为村之北障,沿溪筑堤砌路,计费千数百金”;汪上裕“在江右独立建大塘桥,费千余金,毫无吝色”。[28]卷7《人物》太平商人在修桥铺路方面也有很多作为。如林贵懋迁江右,“平治路、修桥梁,凡二十年前后所费共二千金有余。”[1]卷末《补遗》胡国理曾“出千金修通徽州太平路十数里”[23]卷254《人物志》。又如杜伯端尝贸易徽州,稍有余资,辄行善举,对歙县岩寺等处桥梁亭路,倡捐募修;李绍祖道光时侨居贵池之唐田,倡建永济石桥三洞,费数万金;李志发同治初年营业湖北董滩口,“独资重建距董市十里之龙灯桥,行人称便”。[22]《人物类》宁国商人的善行义举,不仅方便了行人和商旅,也有利于社会的有序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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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州阮公桥

赈灾济民,维持社会秩序。宁国商人在遇到天灾民饥之时,往往会慷慨捐资,以解救灾民;或者不顾自己的商业利益,积极转运粮食,减价出售,以赈济灾民。如泾县商人中代表性的有,朱时庆“雍正间游楚,适汉口大荒,输粟数千石”。[29]卷19下《人物》王全以服贾致饶,“康熙癸酉饥,输谷二千石以赈。”[23]卷252《人物志》潘景彰道光初年经商芜湖湾沚镇,值水灾,他与同乡潘周达、潘周云,“倡赈难民数万,三月之久,全活实众”。[23]卷254《人物志》旌德商人在灾害面前的义举,如江璐“乾隆癸亥春,雨雪联绵,米价腾涌,璐遵母命,出所藏谷,减价平粜,不足则之山溪太邑贸易以济,全活实多,至今乡邑犹称颂之。”[27]卷8《人物》吕积厚贸易于江北,“乾隆丙午、嘉庆甲戌,岁大祲,叠赈里党及江北费万余缗。”[28]卷7《人物》太平商人在赈灾济民方面也表现突出。如胡国理“咸丰中在汉口资送乡人避难者数千人”[23]卷254《人物志》。刘时可“尝贾于浙,积有余资,辄行善举。乾隆六十年,县境旱灾,人苦饥,与弟际可、行可、仕可、圣可,由浙运米六百石助赈。”李成勋习贾荆沙,好行善。道光二十八年岁大祲,捐资购谷数千担平粜,全活甚众。”赵希圣经商汉口,“咸丰间,县人避难于汉者几万人,希圣会同黄景星等捐巨款,筑屋百十间以居,日给粥两餐,全活甚众。”[22]《人物类》宁国商人在灾害面前,自觉维护了社会秩序,有助于社会稳定发展。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