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书法和绘绘画艺术术,西夏的学识升高景况

明代是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山水至大小李一变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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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明代书画艺术

113.明代书画艺术

明代是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明初,宫廷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绘画占有重要地位。代之而起的,
是活跃于苏州地区的”吴门派”。
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都在苏州从事绘画活动,苏州古为吴地,故又称之为“吴门四家”。继之,顾正谊和董其昌以华亭派著称,以董其昌影响最大,讲求笔墨趣味,其画法一直影响到清代中期。明代书风,
是继承宋元以来帖学的传统, 前期楷书形成了盛行一时的台阁体,
以沈度、姜立纲为主要代表。成化到嘉靖间,文征明、祝允明、王宠又称“吴中三大家”,一变台阁体的面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晚明董其昌、邢侗、张瑞图、米万钟为当时的四大书家。晚明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个性思想渗透到哲学、文学、艺术的各个层面,从徐渭的狂放和董其昌的平淡,从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书法作品风格来看,既有个性解放的思想倾泻,又能感受到深幽孤峭的内心情感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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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 哲学思想上,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强调“致良知”及“知行合一”,并且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而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更进一部的强化此方面的论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义。而李贽则更肯定“人欲”的价值,认为人的道德观念系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现追求个体价值的思想。而随着西学的传入,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也开始流行。明末之际,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异族的入主,哲学家开始更多的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
而明代晚期书院的兴盛,冲击官学的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在书院讲学之际借机批评时政,例如曾讲学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高攀龙,就常讽刺时政,也使东林书院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中心,进而造成东林党争。当时学者也会借用寺庙周边的空地举行“讲会”,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
文学 文学方面,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着中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与《金瓶梅》就是出于明朝。冯梦龙加工编辑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写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着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与“三言”类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凌蒙初编着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发现的《型世言》。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着名文人有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张岱、吴伟业等人。散曲家则有王磐、冯维敏、薛论道、陈译、康海等人。
万历时期,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有以公安袁宗道、袁宏道与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他们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各个不同的时代,即有各种不同的文学。竟陵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主张独抒性灵,并且乞灵于古人,目的为“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
小说 明代文学以小说达到的艺术成就最高,产生了大量的以历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的话本、拟话本。长篇小说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堪称一代巨着。出现于明中叶的《金瓶梅》,也是一部着名的长篇小说。
明代短篇小说的创作也很兴盛。一些文人加工改写了宋元话本,还创作拟话本。“三言”、“二拍”就是这种话本和拟话本的代表作。
戏曲
明前期,元代以来绚丽的杂剧奇葩一度中衰。明中叶后,随着城镇经济的繁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戏曲又出现了新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明代剧作中最负盛名的是《牡丹亭》。
在明代,流行的戏曲唱腔中,主要有弋阳腔和昆山腔。昆腔本局限于吴中。嘉靖年间,着名音乐家魏良辅对昆腔进行改革,使它既集中表现了南曲的清柔婉转的特点,又保存了部分北曲激昂慷慨的声腔,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一种戏曲音乐。
书法
明朝朝廷极力推崇书法,明朝书法以行书和草书为主。明初书法陷于台阁体泥沼,沈度学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二沈书法被推为科举楷则,于是台阁体盛行。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与唐寅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有名的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与倪元瑞等,而帖学殿军董其昌仍坚持传统立场。
诗文
明代诗文数量却浩如烟海,不仅作家众多,而且各成流派。永乐至正统年间,文坛上出现了以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的“台阁体”诗派。明中叶,在反对台阁体冗沓文风的斗争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崛起,继而又有嘉靖、万历间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雄踞文坛。他们以复古为号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当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兴起时,文坛上又相继迭起“唐宋派”和“公安派”。
绘画
明初,宫廷画家居画坛主流。15世纪中叶,江南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吴门四大家”崛起。他们广泛吸取了唐、五代、宋、元诸派之长,形成了各具特殊风格的绘画艺术。嘉靖时,杰出画家徐渭,自辟蹊径,创泼墨花卉。明末画坛以董其昌的松江派为中心。董其昌师承元四家,善水墨画,兼擅泼墨,作品秀雅,烟云流畅。明末还有着名人物画家陈洪绶、崔子忠、曾鲸等。

上海文化艺术品研究院院长孔达达

随着上海博物馆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帷幕的拉开,艺术界再一次掀起了对晚明书画家董其昌的热烈讨论。董其昌大展共展出来自15家海内外收藏机构的董其昌及相关作品154件,力求从多个侧面完整地呈现董其昌的文化成就。

董其昌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他在书画上所取得的造诣,更重要的是他重新梳理了古代书画发展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晚明时期的书画评价标准,他的书画创作和品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董其昌之前的明代,人们以一种线性演进的方式看待中国绘画的发展进程。最典型的莫过于王世贞的五变论,他在《艺苑卮言》中这样写道:人物自顾、陆、展、郑以至僧繇、道玄一变也。山水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王世贞所强调的是绘画发展史上的几个关键的转折点,正是这些跨时代的人物造就了艺术发展的历史。

董其昌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画史观,他受禅学启发,将山水画家按照风格分为两大类,称为南北宗,北宗的创始者李思训和李昭道父子以青绿山水著称,南宗则以王维为宗主善画水墨山水。南北宗论实际上是根据画家的传承关系,建立了一个山水画发展的谱系,该谱系将王维文人式的绘画风格视为画史正脉,推崇备至,也正因为董其昌及其追随者的大力推崇,南北宗论逐渐成为晚明时期绘画评论的一个标尺,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文人画仍然被很多人视为品级最高的一种绘画风格。

相比在书画理论上所取得的成就,董其昌的绘画本身,在我看来并没有那么突出。以今人的标准来看,他的绘画缺乏强烈的个人风格,这可能跟他所主张的摹古思想有关,董所崇尚的是一种集古人之大成的绘画风格,尽管他也追求新意和变化,但却始终难以脱离古人的影子,并未创立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

尽管如此,董其昌在绘画甚至是文化理论上所取得的成就,他的身份和地位,他本人及其朋友圈所拥有的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他所处的松江地区在当时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所表现出的地区优势,都强化了他在书画方面的知名度和认同度,使其成为晚明书画界的一面旗帜。

董其昌在文化领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的书法被清代皇帝大力推崇,尤其是康熙帝。正如唐太宗强化了董的偶像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一样,康熙对董其昌的推崇,无疑也提升了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董其昌的书法,尤其是本次展览占较大比例的行书作品,妍媚和灵动,尽管在用笔上有意地加入涩笔,以弱化甜腻的感觉,但是相对于明代官方盛行的以欧阳询和赵孟頫两种风格为宗演变而来的台阁体而言,整体缺乏庄严厚重之气。

本次大展的策展人将董其昌的作品分期呈现,清晰地展示了其绘画风格发展的历程,在这种全面的展现下,其盛期作品用笔更加松弛,画面通透,对王洽泼墨风格的尝试显示出他试图寻找对传统笔墨的突破。事实上,后人对南北宗论似乎有些过度阐释的倾向,董其昌原文短短的几行字,并没有明显的崇南抑北的倾向。相反,从存世的董其昌书画题跋和大量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期望集众家所长,探求中国文化正脉,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形象。也许这就是这个大展的深层意义所在,让我们在重新审视董其昌的同时,也深入思考和回顾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

编辑:江兵